学长够了别要了别揉：不断的挺腰撞击着她……

在几次回岛的飞机上，我看到过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家庭富裕的童年并没有经历过贫穷，但是他们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友情的贫穷的少年时代，真心地帮助他们，无私地分享，共同的患难——这是我的幸运。卓别林说过，穷人的生活才是生活。也可能是同样的意思。

从我出生到1995年上大学之前，陕西凤桑县南指挥镇西指挥村(指挥)是唐朝的军衔，以元唐驻军，可能是第一个君主部落。至今已成为全村的名称。我的家乡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:爸爸在县城国有企业上班，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家之间，妈妈在哥哥和我村里种地，上小学，上中学，往返于学习，父亲的工资负担金和各种开支，吃粮食和蔬菜，妈妈的一年大部分都是春节。比赤贫好得多，有吃有穿，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，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内地国有企业的退休潮，是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，是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新世纪才兴起的，那时乡下人对乡下人

的仇恨和文化革命意识不够，是真诚的。这好日子一定会好好的，祈祷应好好的一分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。

就是那个阶段，我们从同学成为兄弟的。

少年时候，情谊易予。

仅仅是因为同班，课间经常一起上厕所，或放学时同路，就成了好朋友——不是今天偶然某个场合上换个联系方式就可以称为朋友的那种“朋友”，是比成年后热恋的情侣还腻的朝夕相处、无话不谈、耳鬓厮磨、两肋插刀……每个人都一样。海峰家在南指挥村，初二时和我同桌，还有隔壁班的向红、曹龙、欣伟——他们仨在东指挥——光听村名你就知道多近——天天混在一起，上学讨论作业，放学一起出校门；我爸妈那时候常常吵架，一吵架我就去他们几家轮流住；每年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吃饭，偷喝56度的西凤酒，通宵聊天，五个人挤一张单人床睡；三个人挂在一辆自行车上去上学，谈女同学，谈文学，畅想去周游世界，要不要在手腕上纹个“忍”字，该不该离家出走去大城市，还是去少林寺当和尚，去县城录像厅看港台枪战片，暑假赶集卖葡萄想挣钱没挣到却吃葡萄吃得拉肚子拉两星期……关系好得就像其他同学全部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不，不仅是同学，简直跟地球上其他人类都消失了一样地粘在一起，没有拜把子，排行是有的：向红老大，我排老五，海峰还大我一岁，排老四。

有一天，海峰没来上课，看着另外半张空空的桌面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很快，预感被证实，命运那天发给他一张充满恶意的牌：正值壮年的父亲忽然病逝。此后，我们其余四个读高中、上大学、在城市工作、娶妻生子，也有过高考失利、创业失败、负债失业……和对其他人一样，命运发给这四个人的牌有大有小，总还能有胜有负，不至于被赶下牌桌。而海峰，每一天翻开的牌好像都是被对手出了老千，只有输不见赢：

——成绩好，考上了中专。我们四个高考前，他开始在县城一个国有单位上班， 忽然大家才意识到，我们可以设想更广阔更遥远的未来，而海峰的未来已定。

——外人入室，家人受欺。好几年大年初一，我们亲眼看着海峰在家门口抱头痛哭。

——市场化在内地开始深入，市里、县城的国企中，职工大量下岗找出路，没有下岗的有工作却没活干，薪资长期拖欠，海峰属于后者。

——女儿降生，全家开心，摆脱了外姓的纠缠，母亲也迁到县城，全家相依为命也还不错。怀上第二胎，本想狠心不要，检查结果是龙凤胎，一下决心，就背负起养三个孩子的责任。

——常常和我们讨论，有什么赚钱机会，大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东西搬回县城里来卖……后来选了晚上去开出租车。当年我回家探亲，一进县城，挤满道路的就是他开的那种一看就知道很难保证安全的，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绿皮小汽车，满街的司机拉开窗户喊：2块钱就走。

要是你了解一点这30年内地小县城的情况，你就会知道，在前一个阶段，县城有着怎样绝望的气氛，计划经济溃败时的沉重包袱，资源的匮乏，过多的人力，过低的教育水平，让一切变得没有希望。直到最近几年，大量人口被吸入大中城市，县城的状态才有一点改变。

后来这些年，我越来越不喜欢春节回家。海峰有次还怪我，说每年初一聚会的传统就是被我破坏的。老大向红大学毕业后在县城短暂工作了几年，几经努力，举家去了西安。我知道那对海峰是最孤单的时刻，他最好的朋友都去了城市，只有他留在了县城。而在我的脑海里，县城的其他部分也很快暗淡模糊，就只有海峰一个人，无比清晰明确。每个大年三十的前几天，我都会打电话给他，有那么几次，他都是在开车接送客人，他把车停好，和我说上一阵，问家人孩子情况，只会说还好，你放心。隔着电话，我听见他点烟。挂了电话，我也会抽上一根。回去见面，几个人一起去吃饭的路上，他可以和街头任何一个人谈笑自如，等我们坐下来吃饭喝酒，海峰只会发烟倒酒，不笑不说，直到喝醉。中学时齿白唇红的少年，坐在我的身边，是一座快200斤重的小火山，心里郁积着滚烫的岩浆，顶上冒着硫磺味的烟雾。

有一部被评论为“发现中国县城”的电影，叫《小武》。

小武是个小偷，顶风作案要偷6斤的纸钞作为礼金给小勇作贺礼，那是他们俩一起闯荡时候许下的诺言。小勇家的门框上刻着一道道歪歪扭扭的刀痕，那是他们俩从小到大，每年的身高。后来，小勇成了乡镇企业家，小武还在黑道上闯荡。小勇的婚礼前夜，找上门送礼金的小武咬牙切齿地说：你TMD变了。

我变了吗？

有那么几次春节，我打电话给海峰拜年时，身在异国。时差和环境，让我和海峰乡音的对话很恍惚，好像我是在和平行宇宙里另一个自己通电话。那个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求助，也没有希望，好像一切都已是徒劳，只能如此，别无他路，一直走到末路，消失不见。每次在那几分钟的电话里，我在大城市中所拥有的一切：创业、空气污染、候机室、音乐、运动、社交晚宴……所有的一切，哪怕其中自以为的艰难和痛苦，都统统变得可耻，那个留在凤翔的我，一无所有，甚至连了解这些的可能都没有，而这一个我，却靠命运的交叉路口的偶然选择，拥有了全部，羞愧让我无地自容。

去年初秋，老大电话，说海峰出事了。午饭喝多了酒，无端闹事，他打伤了来调解的警察，被关押拘留。我飞到西安，和老大他们汇合，在他出拘留所当天，四个人冒雨开车回到凤翔。快进县城的时候，老大说：“我们不是来帮海峰，我们是来完成自己。”一家人坐下，我代表这四个人发言：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们四个，要么你明天就去西安，大家凑钱开个面馆。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斩断过去，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一个字都没说，赶着回屋去换了件衣服，老老实实跟了我们出门吃饭。

面馆开张是在今年四月，找到这家合适的店面用了整整半年。海峰和太太租下一间小房子，天天苦练做面条的技术，每日出门，逐街逐巷找铺面，有如巷战攻城，挺辛苦，也挺提气，和他过去20年的状态完全不同。每天我看他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得热闹，就很开心，只遗憾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给起了个名字，叫“一碗面”——人生不过一碗面，世间平常百味全。让设计部的同事设计了牌匾，海峰开心得很，说“大城市做的，就是洋气”。开张那天，出力帮忙的同学都过来吃面，桌子底下一箱内供西凤酒，说喝完为止。海峰来西安前就已戒酒，他要再开戒，得我们兄弟四个批准。那天他也没喝，甚至没有要求喝，没喝也哭了两回，我开心得大杯灌自己，面条没吃就倒了下去，醒来时候，天色发白，得赶紧出发去机场。

本文作者给面馆提供的签名书扉页

可能很多人都错以为海峰开面馆，是靠这些兄弟同学的帮忙，其实并不是，一个人能重新开始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一定是因为他拥有真正的勇气。有一个摄影师叫阿勃丝，她拍摄过很多畸形人的主题，我看过她的个人展览，记得她讲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大多数人都在惧怕遭受创伤，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，他们早就通过了生命的考验，他们是真正的贵族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，这句话也适合用在我的兄弟海峰身上。

每个人都在老家有个兄弟，我的兄弟叫海峰。

在几次回岛的飞机上，我看到过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家庭富裕的童年并没有经历过贫穷，但是他们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友情的贫穷的少年时代，真心地帮助他们，无私地分享，共同的患难——这是我的幸运。卓别林说过，穷人的生活才是生活。也可能是同样的意思。

从我出生到1995年上大学之前，陕西凤桑县南指挥镇西指挥村(指挥)是唐朝的军衔，以元唐驻军，可能是第一个君主部落。至今已成为全村的名称。我的家乡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:爸爸在县城国有企业上班，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家之间，妈妈在哥哥和我村里种地，上小学，上中学，往返于学习，父亲的工资负担金和各种开支，吃粮食和蔬菜，妈妈的一年大部分都是春节。比赤贫好得多，有吃有穿，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，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内地国有企业的退休潮，是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，是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新世纪才兴起的，那时乡下人对乡下人的仇恨和文化革命意识不够，是真诚的。这好日子一定会好好的，祈祷应好好的一分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。

就是那个阶段，我们从同学成为兄弟的。

少年时候，情谊易予。

仅仅是因为同班，课间经常一起上厕所，或放学时同路，就成了好朋友——不是今天偶然某个场合上换个联系方式就可以称为朋友的那种“朋友”，是比成年后热恋的情侣还腻的朝夕相处、无话不谈、耳鬓厮磨、两肋插刀……每个人都一样。海峰家在南指挥村，初二时和我同桌，还有隔壁班的向红、曹龙、欣伟——他们仨在东指挥——光听村名你就知道多近——天天混在一起，上学讨论作业，放学一起出校门；我爸妈那时候常常吵架，一吵架我就去他们几家轮流住；每年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吃饭，偷喝56度的西凤酒，通宵聊天，五个人挤一张单人床睡；三个人挂在一辆自行车上去上学，谈女同学，谈文学，畅想去周游世界，要不要在手腕上纹个“忍”字，该不该离家出走去大城市，还是去少林寺当和尚，去县城录像厅看港台枪战片，暑假赶集卖葡萄想挣钱没挣到却吃葡萄吃得拉肚子拉两星期……关系好得就像其他同学全部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不，不仅是同学，简直跟地球上其他人类都消失了一样地粘在一起，没有拜把子，排行是有的：向红老大，我排老五，海峰还大我一岁，排老四。

有一天，海峰没来上课，看着另外半张空空的桌面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很快，预感被证实，命运那天发给他一张充满恶意的牌：正值壮年的父亲忽然病逝。此后，我们其余四个读高中、上大学、在城市工作、娶妻生子，也有过高考失利、创业失败、负债失业……和对其他人一样，命运发给这四个人的牌有大有小，总还能有胜有负，不至于被赶下牌桌。而海峰，每一天翻开的牌好像都是被对手出了老千，只有输不见赢：

——成绩好，考上了中专。我们四个高考前，他开始在县城一个国有单位上班， 忽然大家才意识到，我们可以设想更广阔更遥远的未来，而海峰的未来已定。

——外人入室，家人受欺。好几年大年初一，我们亲眼看着海峰在家门口抱头痛哭。

——市场化在内地开始深入，市里、县城的国企中，职工大量下岗找出路，没有下岗的有工作却没活干，薪资长期拖欠，海峰属于后者。

——女儿降生，全家开心，摆脱了外姓的纠缠，母亲也迁到县城，全家相依为命也还不错。怀上第二胎，本想狠心不要，检查结果是龙凤胎，一下决心，就背负起养三个孩子的责任。

——常常和我们讨论，有什么赚钱机会，大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东西搬回县城里来卖……后来选了晚上去开出租车。当年我回家探亲，一进县城，挤满道路的就是他开的那种一看就知道很难保证安全的，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绿皮小汽车，满街的司机拉开窗户喊：2块钱就走。

要是你了解一点这30年内地小县城的情况，你就会知道，在前一个阶段，县城有着怎样绝望的气氛，计划经济溃败时的沉重包袱，资源的匮乏，过多的人力，过低的教育水平，让一切变得没有希望。直到最近几年，大量人口被吸入大中城市，县城的状态才有一点改变。

后来这些年，我越来越不喜欢春节回家。海峰有次还怪我，说每年初一聚会的传统就是被我破坏的。老大向红大学毕业后在县城短暂工作了几年，几经努力，举家去了西安。我知道那对海峰是最孤单的时刻，他最好的朋友都去了城市，只有他留在了县城。而在我的脑海里，县城的其他部分也很快暗淡模糊，就只有海峰一个人，无比清晰明确。每个大年三十的前几天，我都会打电话给他，有那么几次，他都是在开车接送客人，他把车停好，和我说上一阵，问家人孩子情况，只会说还好，你放心。隔着电话，我听见他点烟。挂了电话，我也会抽上一根。回去见面，几个人一起去吃饭的路上，他可以和街头任何一个人谈笑自如，等我们坐下来吃饭喝酒，海峰只会发烟倒酒，不笑不说，直到喝醉。中学时齿白唇红的少年，坐在我的身边，是一座快200斤重的小火山，心里郁积着滚烫的岩浆，顶上冒着硫磺味的烟雾。

有一部被评论为“发现中国县城”的电影，叫《小武》。

小武是个小偷，顶风作案要偷6斤的纸钞作为礼金给小勇作贺礼，那是他们俩一起闯荡时候许下的诺言。小勇家的门框上刻着一道道歪歪扭扭的刀痕，那是他们俩从小到大，每年的身高。后来，小勇成了乡镇企业家，小武还在黑道上闯荡。小勇的婚礼前夜，找上门送礼金的小武咬牙切齿地说：你TMD变了。

我变了吗？

有那么几次春节，我打电话给海峰拜年时，身在异国。时差和环境，让我和海峰乡音的对话很恍惚，好像我是在和平行宇宙里另一个自己通电话。那个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求助，也没有希望，好像一切都已是徒劳，只能如此，别无他路，一直走到末路，消失不见。每次在那几分钟的电话里，我在大城市中所拥有的一切：创业、空气污染、候机室、音乐、运动、社交晚宴……所有的一切，哪怕其中自以为的艰难和痛苦，都统统变得可耻

，那个留在凤翔的我，一无所有，甚至连了解这些的可能都没有，而这一个我，却靠命运的交叉路口的偶然选择，拥有了全部，羞愧让我无地自容。

去年初秋，老大电话，

说海峰出事了。午饭喝多了酒，无端闹事，他打伤了来调解的警察，被关押拘留。我飞到西安，和老大他们汇合，在他出拘留所当天，四个人冒雨开车回到凤翔。快进县城的时候，老大说：“我们不是来帮海峰，我们是来完成自己。”一家人坐下，我代表这四个人发言：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们四个，要么你明天就去西安，大家凑钱开个面馆。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斩断过去，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一个字都没说，赶着回屋去换了件衣服，老老实实跟了我们出门吃饭。

面馆开张是在今年四月，找到这家合适的店面用了整整半年。海峰和太太租下一间小房子，天天苦练做面条的技术，每日出门，逐街逐巷找铺面，有如巷战攻城，挺辛苦，也挺提气，和他过去20年的状态完全不同。每天我看他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得热闹，就很开心，只遗憾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给起了个名字，叫“一碗面”——人生不过一碗面，世间平常百味全。让设计部的同事设计了牌匾，海峰开心得很，说“大城市做的，就是洋气”。开张那天，出力帮忙的同学都过来吃面，桌子底下一箱内供西凤酒，说喝完为止。海峰来西安前就已戒酒，他要再开戒，得我们兄弟四个批准。那天他也没喝，甚至没有要求喝，没喝也哭了两回，我开心得大杯灌自己，面条没吃就倒了下去，醒来时候，天色发白，得赶紧出发去机场。

本文作者给面馆提供的签名书扉页

可能很多人都错以为海峰开面馆，是靠这些兄弟同学的帮忙，其实并不是，一个人能重新开始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一定是因为他拥有真正的勇气。有一个摄影师叫阿勃丝，她拍摄过很多畸形人的主题，我看过她的个人展览，记得她讲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大多数人都在惧怕遭受创伤，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，他们早就通过了生命的考验，他们是真正的贵族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，这句话也适合用在我的兄弟海峰身上。

每个人都在老家有个兄弟，我的兄弟叫海峰。

在几次回岛的飞机上，我看到过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家庭富裕的童年并没有经历过贫穷，但是他们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友情的贫穷的少年时代，真心地帮助他们，无私地分享，共同的患难——这是我的幸运。卓别林说过，穷人的生活才是生活。也可能是同样的意思。

从我出生到1995年上大学之前，陕西凤桑县南指挥镇西指挥村(指挥)是唐朝的军衔，以元唐驻军，可能是第一个君主部落。至今已成为全村的名称。我的家乡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:爸爸在县城国有企业上班，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家之间，妈妈在哥哥和我村里种地，上小学，上中学，往返于学习，父亲的工资负担金和各种开支，吃粮食和蔬菜，妈妈的一年大部分都是春节。比赤贫好得多，有吃有穿，根本谈不上生活质量，更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内地国有企业的退休潮，是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，是在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新世纪才兴起的，那时乡下人对乡下人的仇恨和文化革命意识不够，是真诚的。这好日子一定会好好的，祈祷应好好的一分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，好好的一分。

就是那个阶段，我们从同学成为兄弟的。

少年时候，情谊易予。

仅仅是因为同班，课间经常一起上厕所，或放学时同路，就成了好朋友——不是今天偶然某个场合上换个联系方式就可以称为朋友的那种“朋友”，是比成年后热恋的情侣还腻的朝夕相处、无话不谈、耳鬓厮磨、两肋插刀……每个人都一样。海峰家在南指挥村，初二时和我同桌，还有隔壁班的向红、曹龙、欣伟——他们仨在东指挥——光听村名你就知道多近——天天混在一起，上学讨论作业，放学一起出校门；我爸妈那时候常常吵架，一吵架我就去他们几家轮流住；每年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吃饭，偷喝56度的西凤酒，通宵聊天，五个人挤一张单人床睡；三个人挂在一辆自行车上去上学，谈女同学，谈文学，畅想去周游世界，要不要在手腕上纹个“忍”字，该不该离家出走去大城市，还是去少林寺当和尚，去县城录像厅看港台枪战片，暑假赶集卖葡萄想挣钱没挣到却吃葡萄吃得拉肚子拉两星期……关系好得就像其他同学全部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不，不仅是同学，简直跟地球上其他人类都消失了一样地粘在一起，没有拜把子，排行是有的：向红老大，我排老五，海峰还大我一岁，排老四。

有一天，海峰没来上课，看着另外半张空空的桌面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很快，预感被证实，命运那天发给他一张充满恶意的牌：正值壮年的父亲忽然病逝。此后，我们其余四个读高中、上大学、在城市工作、娶妻生子，也有过高考失利、创业失败、负债失业……和对其他人一样，命运发给这四个人的牌有大有小，总还能有胜有负，不至于被赶下牌桌。而海峰，每一天翻开的牌好像都是被对手出了老千，只有输不见赢：

——成绩好，考上了中专。我们四个高考前，他开始在县城一个国有单位上班， 忽然大家才意识到，我们可以设想更广阔更遥远的未来，而海峰的未来已定。

——外人入室，家人受欺。好几年大年初一，我们亲眼看着海峰在家门口抱头痛哭。

——市场化在内地开始深入，市里、县城的国企中，职工大量下岗找出路，没有下岗的有工作却没活干，薪资长期拖欠，海峰属于后者。

——女儿降生，全家开心，摆脱了外姓的纠缠，母亲也迁到县城，全家相依为命也还不错。怀上第二胎，本想狠心不要，检查结果是龙凤胎，一下决心，就背负起养三个孩子的责任。

——常常和我们讨论，有什么赚钱机会，大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东西搬回县城里来卖……后来选了晚上去开出租车。当年我回家探亲，一进县城，挤满道路的就是他开的那种一看就知道很难保证安全的，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绿皮小汽车，满街的司机拉开窗户喊：2块钱就走。

要是你了解一点这30年内地小县城的情况，你就会知道，在前一个阶段，县城有着怎样绝望的气氛，计划经济溃败时的沉重包袱，资源的匮乏，过多的人力，过低的教育水平，让一切变得没有希望。直到最近几年，大量人口被吸入大中城市，县城的状态才有一点改变。

后来这些年，我越来越不喜欢春节回家。海峰有次还怪我，说每年初一聚会的传统就是被我破坏的。老大向红大学毕业后在县城短暂工作了几年，几经努力，举家去了西安。我知道那对海峰是最孤单的时刻，他最好的朋友都去了城市，只有他留在了县城。而在我的脑海里，县城的其他部分也很快暗淡模糊，就只有海峰一个人，无比清晰明确。每个大年三十的前几天，我都会打电话给他，有那么几次，他都是在开车接送客人，他把车停好，和我说上一阵，问家人孩子情况，只会说还好，你放心。隔着电话，我听见他点烟。挂了电话，我也会抽上一根。回去见面，几个人一起去吃饭的路上，他可以和街头任何一个人谈笑自如，等我们坐下来吃饭喝酒，海峰只会发烟倒酒，不笑不说，直到喝醉。中学时齿白唇红的少年，坐在我的身边，是一座快200斤重的小火山，心里郁积着滚烫的岩浆，顶上冒着硫磺味的烟雾。

有一部被评论为“发现中国县城”的电影，叫《小武》。

小武是个小偷，顶风作案要偷6斤的纸钞作为礼金给小勇作贺礼，那是他们俩一起闯荡时候许下的诺言。小勇家的门框上刻着一道道歪歪扭扭的刀痕，那是他们俩从小到大，每年的身高。后来，小勇成了乡镇企业家，小武还在黑道上闯荡。小勇的婚礼前夜，找上门送礼金的小武咬牙切齿地说：你TMD变了。

我变了吗？

有那么几次春节，我打电话给海峰拜年时，身在异国。时差和环境，让我和海峰乡音的对话很恍惚，好像我是在和平行宇宙里另一个自己通电话。那个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求助，也没有希望，好像一切都已是徒劳，只能如此，别无他路，一直走到末路，消失不见。每次在那几分钟的电话里，我在大城市中所拥有的一切：创业、空气污染、候机室、音乐、运动、社交晚宴……所有的一切，哪怕其中自以为的艰难和痛苦，都统统变得可耻，那个留在凤翔的我，一无所有，甚至连了解这些的可能都没有，而这一个我，却靠命运的交叉路口的偶然选择，拥有了全部，羞愧让我无地自容。

去年初秋，老大电话，说海峰出事了。午饭喝多了酒，无端闹事，他打伤了来调解的警察，被关押拘留。我飞到西安，和老大他们汇合，在他出拘留所当天，四个人冒雨开车回到凤翔。快进县城的时候，老大说：“我们不是来帮海峰，我们是来完成自己。”一家人坐下，我代表这四个人发言：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们四个，要么你明天就去西安，大家凑钱开个面馆。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斩断过去，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一个字都没说，赶着回屋去换了件衣服，老老实实跟了我们出门吃饭。

面馆开张是在今年四月，找到这家合适的店面用了整整半年。海峰和太太租下一间小房子，天天苦练做面条的技术，每日出门，逐街逐巷找铺面，有如巷战攻城，挺辛苦，也挺提气，和他过去20年的状态完全不同。每天我看他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得热闹，就很开心，只遗憾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给起了个名字，叫“一碗面”——人生不过一碗面，世间平常百味全。让设计部的同事设计了牌匾，海峰开心得很，说“大城市做的，就是洋气”。开张那天，出力帮忙的同学都过来吃面，桌子底下一箱内供西凤酒，说喝完为止。海峰来西安前就已戒酒，他要再开戒，得我们兄弟四个批准。那天他也没喝，甚至没有要求喝，没喝也哭了两回

，我开心得大杯灌自己，面条没吃就倒了下去，醒来时候，天色发白，得赶紧出发去机场。

本文作者给面馆提供的签名书扉页

可能很多人都错以为海峰开面馆，是靠这些兄弟同学的帮忙，其实并不是，一个人能重新开始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一定是因为他拥有真正的勇气。有一个摄影师叫阿勃丝，她拍摄过很多畸形人的主题，我看过她的个人展览，记得她讲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大多数人都在惧怕遭受创伤，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，他们早就通过了生命的考验，他们是真正的贵族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，这句话也适合用在我的兄弟海峰身上。

每个人都在老家有个兄弟，我的兄弟叫海峰。

精品文章推荐：

女人是越日越粘人：要女主下面夹东西的污文 新娘子全身无力颤抖：粗大坚硬中年同志小说煤矿

[db:标签] 9 + 赞

生活小常识|生活小窍门|健康小常识|生活小妙招小常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