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嫁妆千奇百怪 丧服棺材春宫图……
古代是一个较保守的时代，在古代若是出现未婚先孕那都得进猪笼或酷刑伺候。所以，在古代大部分新婚夫妇都不知道怎么啪啪啪。于是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嫁妆叫“压箱底”。所谓的压箱底就是夫妻啪啪啪的模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宫图，因为属于个人隐私，兼具辟邪作用，常放在箱子最下面，不常出示，故名。“压箱底”实际是古代性文化的一部分，类似的还有“嫁妆画”，可以让新婚夫妇看后知道怎么过夫妻生活。
金秋是结婚佳季，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相连，更有不少新人“扎堆儿”举办婚礼。新郎新娘结婚，嫁妆往往必不可少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嫁妆大多是一对枕套或两床被子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“48条腿”、“三转一响”；如今的嫁妆则是五花八门：从房子、车子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……结婚嫁妆始于何时？中国古代有结婚嫁妆吗？
嫁妆始于春秋时期
《诗经》已有记载“以尔车来以我贿迁”
“嫁妆”，即娘家嫁女儿时送的财物，又称“妆奁”、“奁具”、“嫁资”。从史料来看，陪送嫁妆的风俗，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出现。《左传.哀公十一年》记载，“辕颇为司徒，赋封田以嫁公女”。当时，鲁国大夫辕颇担任相当于今国家土地资源部部长的司徒一职，对封邑内的土地征收赋税，用来作为鲁哀公女儿的嫁资。
那时不只诸侯嫁女有结婚嫁妆，民间也已普及。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.国风》中，有一首反映卫风的诗歌《氓》，里面便提到了卫国女子出嫁时的情形：“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”这是女子对其未婚夫说的，大概意思是，你驾着马车快来吧，我带着嫁妆嫁到你家去。
随后的战国时期，嫁女要陪送嫁妆已成普遍的社会风气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那时的嫁妆还很丰富。如1986年在湖北荆门包山发现的一座战国楚墓中，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，其中有一只“彩绘出行图夹胎漆奁”经考证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一只女性梳妆用品。奁盖壁上绘有一幅出行图：整幅画面由26个人物、2辆骖乘、2辆骈车、9只大雁、2只狗、1只猪构成，另有衬托场景的5棵大树，所反映的内容即是当时女子出嫁场景。
猪、狗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家庭财富，用之陪嫁女儿也属重要财物了。大雁则是当时新郎到新娘家迎亲时必带礼物，即所谓“执雁为礼”，也叫“奠雁”。
“另类”嫁妆无奇不有
丫环棺材板凶服压箱底皆为嫁妆
在古代，能当结婚嫁妆的东西不少，除了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外，房子、土地、生产工具都可以当嫁妆。清人徐珂《清牧类钞.婚姻类》记录了一条当时黑龙江陪嫁风俗，当地有钱人家置办的嫁妆，一般有“鞋四十只、衣三十袭，包金首饰两事”，另外“洗衣盆、手巾、胰子”什么的，也都列入清单。
从史料来看，古代结婚嫁妆的类别和现代差别并不大，但古代还有几种特殊嫁妆，现在已见不到了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贵族嫁女都会让女儿的侍婢，即后来所说的“丫环”一起陪嫁，有的还会让妹妹跟着过门。陪嫁丫环的风俗，在古代颇为流行。成书于东晋年间的《华阳国志》中有这么一个记载：孔的两个儿子所娶的媳妇都是富家女，陪嫁来的侍婢便有七八个。一直到清代，陪嫁丫环的现象仍很常见，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凤姐”王熙凤，她出嫁时丫环平儿便陪嫁进了贾府，后被丈夫贾琏纳为妾。
其实，把女子当嫁妆并没有什么稀奇，一夫多妾是古代家庭的正常结构，真正另类是把凶服、棺材这些与喜庆气氛格格不入的不祥之物当嫁妆。
据《余姚六仓志.风俗》记载，在过去浙江宁波慈溪一带，嫁妆中“必预备凶服”。所谓“凶服”，即办丧事穿的衣麻裙，是女儿在将来公婆去世时要穿的丧服。而公婆对此“嫁妆”不仅不觉得晦气，还很高兴，觉得亲家想得周到。
与丧服一样另类的嫁妆，算是棺材板了。在过去广东大埔一带就有“陪棺材板”的婚俗。据《民国新修大埔县志》记载，当地嫁女“铺排妆奁等物，多者或至新人夫妇百年后所需寿板均备。”如果不方便陪送棺材板，有的地方还会变通一下，如在过去的台北市，便有用金子打制一只与棺材板价值相当的小金棺材当嫁妆的现象。
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嫁妆叫“压箱底”。所谓“压箱底”，就是夫妻性生活模型，因为属于个人隐私，兼具辟邪作用，常放在箱子最下面，不常出示，故名。“压箱底”实际是古代性文化的一部分，类似的还有“嫁妆画”，可以让新婚夫妇看后知道怎么过夫妻生活。
嫁给皇帝也要置办嫁妆
汉惠帝娶妻“黄金两万斤马十二匹”
到了西汉，陪送钱财已成当时男女结婚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，女方家要准备结婚嫁妆，男方家要准备聘礼，即便皇帝娶老婆（皇后），都得给老丈人家一笔丰厚的聘礼。据《晋书.礼志下》记载，西汉初年的刘姓皇家有这么一个规矩：“聘后黄金二百斤，马十二匹；夫人金五十斤，马四匹。”汉代200斤黄金，相当于现代49600克，以目前每克360元的较低价来算，这笔聘礼多达1785.6万元人民币，但有时候实际开支还要大大超过此标准，如汉惠帝刘盈娶鲁元公主时，“黄金两万斤，马十二匹”。
对应的，女子嫁给皇帝，即当皇后也会要置办一套嫁妆，但置办的花费全由皇帝家来“埋单”。
如清朝同治皇帝载淳娶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时，阿鲁特氏的嫁妆便是宫里置办的，当时由慈安、慈禧这两宫皇太后主持，安排内务府、礼部大臣具体商议拟定。这套嫁妆多达572项，各项都是复数，如冠帽多达28顶，其中朝冠8顶、其他冠12顶、帽8顶，每顶冠帽上都镶嵌了宝石。这在《清同治大婚红档》中，均有详细的记载。
光绪皇帝载与慈禧太后侄女静芬结婚时，静芬的嫁妆也是宫里花钱置办的，多达六七百抬，仅抬嫁妆进皇宫便花了六七天时间。光绪大婚共花了黄金6900余两、白银550万两，其中用于给皇后办嫁妆的黄金达3800余两。
三国曹魏皇室嫁女“绢百九十匹”
宋代文豪苏东坡借200贯为外甥女作嫁妆
至于皇家女儿的结婚嫁妆，同样不会少。俗话说，皇帝的女儿不愁嫁。为什么？除了有权势地位外，其嫁妆之丰更令人刮目。
据《晋书.礼志下》记载，三国曹魏皇室嫁公主，“用绢百九十匹”，晋司马皇室则依旧例定陪三百匹绢。就此，晋武帝司马炎时于太康八年（公元287年）下诏，“公主嫁由夫氏，不宜皆为备物，赐钱使足而已。”可能嫁妆全是物品不太灵活，司马炎干脆改变旧例，决定以后公主出嫁不必准备物品，给她准备足够的钱就行了。于是，嫁妆，成了“嫁资”。
与皇家相比，古代民间男女婚娶更看重钱财，并形成了一种“财婚”现象。但是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嫁娶虽重钱财，毕竟还会考虑对方的门第，到了五代及两宋时期，则完全以财礼的多少来考虑婚事。司马光《书仪.婚仪》中称，“今世俗之贪鄙者，将娶妇，先问资装之厚薄；将嫁，先问聘礼之多少。”有时两家还会把聘礼、嫁妆的数量、品类写进“婚姻合同”（婚契）里，以防止蒙骗。
结婚嫁妆的多少，在古代直接决定一名女子日后在婆家的地位，嫁妆丰厚公婆自然会欢喜；反之，新媳妇在夫家的日子很难过，往往被家庭成员看不起。所以，古代再穷的人家在嫁女儿时，都会准备一份体面的嫁妆，让女儿在婆家能抬起头来。
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，在宋代，女儿自打一生下来就要积攒嫁妆钱，就像今天给孩子准备将来上大学的资金一样。南宋孝宗隆兴元年进士袁采在《袁氏世范》中还就此告诫世人，“至于养女，亦当早为储蓄衣衾、妆奁之具，及至遣嫁，乃不费力。”
有的人家因为没有准备，到女儿出嫁时一时拿不出钱，只好如现在到银行做抵押贷款一样，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，或是向亲朋借钱，给女儿置办嫁妆。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，在嫁外甥女时，便借了200贯“以为遣嫁之资”。
五代时期朝廷征收“嫁妆税”
清乾隆皇帝赐家贫宗室女“嫁妆银”
到了明清时期，“厚嫁”之风盛行，结婚嫁妆的档次也愈来愈高。当时流行的叫法叫“times;抬”，那时没有现在的汽车运输，嫁妆都是人工抬到婆家的，故有此说，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婚流行“48条腿”、“三转一响”是一个意思。
在明清时期的京城，比较富裕的人家给女儿置办的嫁妆，一般是二十四抬、三十六抬、四十八抬，而富豪家则多至百余抬；普通人家多在十六抬、二十抬，至于穷人家便没“抬”了，雇人用肩扛过去即行。
因为“厚嫁”和重聘礼，古代好多穷人家的女儿因此无法及时出嫁，儿子娶不起老婆的现象也很常见。如在清代，即便在“康乾盛世”，都有不少女子因为置办不起嫁妆成了“剩女”，甚至一些皇族宗室女也苦于没嫁妆而无法出嫁。
康熙五十五年（公元1716年），有奏折便称，有41位宗室女因贫不能出嫁。康熙皇帝看到后，便恩赐每人银百两，供其置办嫁妆。乾隆皇帝也曾下旨，赐给家境贫穷的宗室女“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”。
因为嫁资、聘礼不菲，动辄多得惊人，有的朝代借此开辟新税种，收娶“嫁妆税”、“财礼税”。如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（公元934-965年）便曾收“嫁妆税”，陈鹏《中国婚姻史稿.婚姻之形态下》中所谓“五代后蜀遣嫁妆奁有税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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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彩礼税”出现于元朝，《元典章.户部八》上“聘财依例投税案”条，专门解释此税种的细则。忽必烈（元世祖）当皇帝的至元八年（公元1271年），曾有人家收到婚嫁财礼绢匹未上税，被当做偷漏税对象拘了起来。此案例上报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后，遂作出统一规定，以后财礼要“验价收税，遍行各路照会”。
可见，古代结婚也不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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